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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艾米尔·穆夫提在《忘记英语》这本学术专著里提到一则惊人的数据对比:“在中国,受过正式英语教育的人甚至比美国总人口还要多 。”英语学习以及对英语文学的阅读和研究 ,已经是中国当代日常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环境和语境中,清华大学于日前举办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第九届年会,来自128所国内外高校的300多名学者围绕着“英语文学与中国”的主题,讨论和思考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 、翻译实践、乃至跨文化和跨语言的写作中 ,怎样强化中国身份的自主性,面向全世界的共同体发出中国声音。
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吴霞回顾了吴宓、钱钟书等前辈学人的治学风格和特色,指出他们的学术实践仍然启发着今天的学者 ,即:把西方文本置于中国坐标系中进行解读,英语文学的意义在于深化对本土文化的思考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原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教授强调,对英语的学习、翻译是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紧紧交织的 ,英语文学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文化巨变中发挥过积极作用,最显著的例子是由鲁迅翻译 、引介的“摩罗诗派 ”,唤起了一代人的自由意志和变革的渴望。甚至可以说 ,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现代汉语,是在不断和英语交流的过程中发展成熟起来的。
为了验证陆建德教授的观点,清华大学外文系颜海平教授回顾了从19世纪90年代末到整个20世纪 ,中国的著述家们不断跨越语言、文化和文明的边界,让中文和英语、让中国和外部世界在现代时空里产生联结。
严复是最具创新性的先行者之一 。他在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是赫胥黎1893年5月在牛津大学发表的演讲《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中译本。但《天演论》不只是“英译中”的译本,在翻译之外 ,严复对英文原文作出增写 、更改和类似编者按的评论。严复既是译者,也是评论家和作者,这是一部“创新书写机制”的作品 。
严复创造的这种特殊的书写形式 ,他的“夹译夹叙夹议 ”所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含义,仍然和今天的中国人息息相关——他把中国古代“天人之辩”和现代赫胥黎探讨的“宇宙进程”“人类进程 ”问题相联,这就不仅在语言层面充作赫胥黎与斯宾塞世纪之争的“传声筒” ,更重要的,他作为第三方主动地加入了这场关于“如何建造现代世界及其合理性”的论争,隔空产生了一场三种立场的思想交锋 ,也是一场在想象中发生的跨文化的思辨。这正是当代中国学者所追求的“深化对本土文化的思考 ”,同时“发出中国声音”。
钱钟书是另一位重要的“创新书写机制”的实践者 。对于“原文 ”和“译文”,他提出了很有创造性的表述 ,称为“出发语”和“抵达语”。这是对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的尊重,他看到了语言的流动性,以及不同文化之间、不同的历史经验也是流动的,他也相信在一种语言内产生的认知和意义能够转移到另一种语言。这不仅是翻译的思路 ,也是更广义的写作追求 。钱钟书的治学和写作,始终被跨语言、跨文化、跨界的自信所驱动着,在《管锥篇》和他留下的各种手稿里 ,他持续进行着以中文为主 、与不同语种“穿插式 ”的书写。从他的思考方式到落到纸面的文字,他既坚守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又进入“跨界相联”的境界。
翻译家傅雷践行了如何在对外语的翻译中“创造中国白话文 ” ,他对巴尔扎克、伏尔泰和罗曼·罗兰主要作品的译著,在法语表达的底本里,融入中国文言的韵律 ,借力于江南方言的生动活力,海纳百川地吸纳融会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抵达了一种气韵生动的现代汉语 。
傅雷的译著和钱钟书的著作从不同的角度验证着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里表达的信念:每一种语言是一个整体 ,但没有一种语言可以仅靠自己达到这样的完整,只有通过它们相辅相成,使一种语言成熟的种子往往蕴藏在另一种语言里,语言和语系、文化与文明总是在相联交流的过程中互为增益和互相成就。
严复 、钱钟书和傅雷的跨语言写作 ,体现着中国作者/学者和英语文学以及世界文学正面相遇后,在不同文化的相联中确立本土身份和现代汉语的自信。杭州师范大学周敏教授提出,在当代的文化环境里 ,中国学者和写作者应该更进一步,撬动欧美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的结构,想象并促成当代世界文学去中心化的开放结构。
她谈到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 ,他来自加勒比海东部的弹丸岛国圣卢西亚,他的诗歌语言跨越英语、克里奥尔语、法语和古希腊语 。诗人革新了诗的文体,同时创造出既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的 、具有多层意义且不透明的语言。沃尔科特的“语言革命”不仅是为了有效地述说加勒比地区的特定经验 ,对语言差异的合法性的确认,也就意味着不同地区的文学和文化不应存在等级高下,同时否定了世界文学存在“中心-边缘”的秩序。
加勒比地区岛屿星散分布 ,当地的作者和学者提出,世界文学也应该是“群岛 ”的生态,是不存在中心的松散结构 。周敏认为,这个观念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在整个20世纪 ,中国“参与”了世界文学,现在,中国能不能“提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长期以来形成的象征性修辞与言外之意的美学追求 ,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非直接 ”的批评语言系统。如果将这种语言资源激活,探索在“非透明”中建构美感与思想深度,中国文学能否以独特的诗学资源和批评语法重塑世界文学的结构?这将是“英语文学与中国”的新课题。